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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君：关于《医师法（草案）》的建议 2021-03-09

聂剑律师二审刑事案件改判案例 2020-09-04

一、案例基本信息被告人：曾某案由：贩卖毒品罪一审法院：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17）湘04刑初16号一审判决结果：一、被告人曾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审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2019）湘刑终55号承办律师：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聂剑律师二审判决结果：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对曾某量刑部分的判决；二、上诉人曾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的服刑时间分析详见承办结果）。【内容提要】曾某在钟某某、阮某某、鲁某、杨某某、王某某等系列贩卖毒品一案中，涉嫌参与阮某、鲁某、王某某的一笔贩卖毒品麻古2000粒（甲基苯丙胺约200克）。据此，一审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曾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曾某不服判决，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案例正文厘清案件事实同案比较促成法院均衡量刑【案情简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6年2月份，被告人鲁某经王某某联系毒品货源，于2月20日左右在湖南省祁阳县白水镇以26元/粒从曾某处贩卖了2000粒甲基苯丙胺（约200克），鲁某当场支付现金2万元，余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一审查证属实的证据包括：同行证人王某玲的证言；车辆通告信息及卡口照片；酒店住宿信息；银行取款明细和转账信息；被告人阮某某、鲁某、王某某、吴某等人的供述及辩认笔录。 2017年1月2日，曾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办理过程】聂剑律师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与本案承办法官取得联系，就本案有关的程序性事宜与法官进行了第一次交换意见。鉴于本案被告人曾某涉及的案件事实比较清楚，承办法官决定本案的二审对曾某采用书面审理的形式，不再组织开庭审理（一审判处死刑的被告人钟某某、阮某某等人开庭审理）。要求辩护律师详细阅读案卷，书面提交的辩护词的观点既要做到全面、准确，又要做到简单明了。 2019年9月23日，我按约定时间到承办法官办公室阅卷，把与被告人曾某有关的案卷全部拍照复制并打印出来。阅卷过程，详细阅读案卷中的有关起诉书、一审庭审笔录、被告人的供述和辨认笔录、证人证言、车辆通告信息、卡口相片、酒店住宿登记信息、银行取款明细和转账信息等。 2019年10月14日我赶往祁东县看守所会见曾某。会见中，向其了解了与案件有关事实发生的过程；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是否文明；曾某本人的文化程度和精神状态；对一审判决的认识。曾某均一一回答，他在收到一审判决后，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积极的认罪、悔罪，对一审认定的贩卖毒品数量不持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希望二审能够改判。通过阅卷、会见，我发现本案在定罪方面辩护空间有限，但一审的量刑部分确实还有待商榷。遂决定以量刑为本案被告人曾某争取二审改判。【与量刑有关的焦点】一、曾某的贩卖毒品的数量在本案中与其他量刑比曾某低的被告人贩卖毒品数量的对比。二、贩卖毒品数量比曾某多的被告人与曾某在量刑上的区别。三、对被告人曾某的量刑是否应当改判？【焦点问题情况整理】被告人曾某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约200克给被告人鲁某，曾某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关于与曾某量刑相同但贩卖毒品数量的情况和量刑比曾某轻的被告在毒品数量上的情况对比。 1、与曾某同样量刑为无期徒刑的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数量。（1）与被告人杨某某有关的毒品数量。 A、2016年1月至3月期间，钟某某将约120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被告人杨某。 B、2016年1月下旬，钟某某和杨某某将10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阮某某、吴某。 C、2016年3月初，钟某某和杨某某将20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阮某某、吴某。 D、2016年3月12日，钟某某和杨某某将40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阮某某、吴某。（2）与被告吴某有关的毒品数量。 A、2016年1月下旬，阮某某、吴某从钟某某和杨某某贩卖毒品1000克甲基苯丙胺。 B、2016年3月初，阮某某、吴某从钟某某和杨某某贩卖毒品2000克甲基苯丙胺。 C、2016年3月上旬，阮某某、吴某从钟某某处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3000克。 D、2016年3月中旬，吴某到广州从钟某某处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3000克，并携带毒品返回湖南常宁。 2、贩卖毒品数量比曾某多，但量刑比曾某轻的被告人。（1）被告人郑某某、黄某某在2016年3月共同贩卖甲基苯丙胺1000克给被告人阮某某。（2）被告人王某某帮助阮某某、鲁某贩卖、运输毒品。 A、王某某2016年2月20日与鲁某一起从曾某处贩卖甲基苯丙胺片剂约200克。 B、王某某2016年2月底3月初在广州贩卖毒品3000克，并将2000克带至湖南贩卖给阮某某。 C、王某某将400粒麻古和200克甲基苯丙胺送至湖北省蕲春县的汪某某。（3）被告人伍某某在2016年3月下旬将甲基苯丙胺3000克运输到湖南常宁；3月28日还将甲基苯丙胺1127.8克贩卖给阮某某等人。（4）被告人伍某于2016年2月将甲基苯丙胺1.5千克贩卖给阮某某。二、一审对与曾某量刑失衡的被告人的判决。 1、与曾某同处无期徒刑的杨某某、吴某贩卖毒品的数量均远超曾某涉案的约200克的数量。 2、被告人郑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3、被告人黄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4、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5、伍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6、伍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一审对曾某的量刑是否有改判的基础。经列出上述一审判决内容后，发现一审对被告人曾某的量刑确实存在同案被告人之间有失均衡。本辩护人不分析、评价其他被告人的量刑。但是，曾某在本案所犯罪行确实远低于某些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在个案中没有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处罚原则，结合曾某本人在收到一审判决后提出的上诉及《认罪悔过书》，曾某对自己罪行已有认识，并有悔过态度，本着“惩前毖后”的精神，应当对曾某予以改判。【承办结果】二审法院采纳“一审量刑过重，依法应予改判”的辩护意见和上诉人“量刑过重”的上诉意见。改判为上诉人曾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在司法实务中的实际服刑时间有如下区别： 1、判处无期徒刑情况下，法律规定判决生效后曾某服刑的起点刑期为二十四年，且在判决生效之前羁押的三年多时间不能折抵刑期，实际服刑时间可能长达到二十七年有余。同时，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的再次减刑的要求比有期徒刑减刑后的再次减刑的要求高。 2、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情况下，判决生效之前羁押的三年多时间可以从十五年刑期里折抵，实际还需要服刑时间只有十一年多了，且减刑难度相对无期徒刑小。法律还规定有期徒刑在服刑过一半后可以假释，曾某实际服刑时间有可能约为十年左右。【案例评析】本案是一起多达13名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案件。在辩护过程中，针对毒品类犯罪的司法审判现状，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基本可以认定。在此基础上，必然对各被告人之间涉及的毒品数量与量刑进行比对，在个案中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处理，不逾越界限。通过细致的工作，提供正确理解法律的辩护意见，积极与承办法官交换对案件的意见和看法，为被告人争取案件改判的可能性，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对医疗机构慈善捐赠的法律提示 2020-02-07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医疗机构冲在最前线。广大单位和爱心人士自愿以捐赠方式表达对医疗机构的关心和支持。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赵波律师现就涉及对医疗机构慈善捐赠的法律问题，提示如下：一、向医院进行捐赠有法律依据吗？有。涉及医疗机构慈善捐赠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一是《慈善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9月1日实施，这是慈善事业的基本法。二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1999年9月1日施行；三是《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卫健委印发，2015年9月27日施行，主要是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卫生事业发展。二、医院是慈善组织吗？不是。《慈善法》第八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组织。慈善组织，是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并需取得民政部门的批准或认定。如武汉红十字会，就是一个慈善组织。但是，医疗机构是以开展诊疗活动为主的卫生机构，需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执业许可。因为单位性质的不同，决定慈善捐赠中的权利义务不同。慈善组织，可以向社会公众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募捐。医疗机构，不能公开募捐，但可作为受赠人接受他人捐赠的财物。三、为医院进行公开募捐可以吗？不可以。《慈善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开展公开募捐，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一）在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二）举办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晚会等；（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四）其他公开募捐方式。在街头巷尾、微信微博发倡议、设募捐箱等行为，属于公开募捐。只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慈善组织，才能公开募捐。一是慈善组织，二要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慈善法》第二十六条还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公开募捐，募得款物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管理。广大单位和爱心人士一定要注意，公开募捐，比如网络募捐，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实在想为医院或医务人员发起网络公开募捐，一定事先与慈善机构取得联系。四、捐赠时可以指定医院和限定用途吗？可以。《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九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选择符合其捐赠意愿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进行捐赠。指定医院、限定用途，是捐赠人意愿的体现，符合法律的规定。为实现捐赠意愿，捐赠人可以要求与慈善组织签订捐赠协议，将指定的医院作为捐赠受益人。《慈善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慈善组织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面捐赠协议。书面捐赠协议包括捐赠人和慈善组织名称、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质量、用途、交付时间等内容。五、如何将捐赠财产送交医院？《慈善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捐赠人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初期，因曝出武汉红十字的工作效率等问题，导致个别慈善组织出现信任危机。但各级政府迅速成立了防疫指挥部，可以统筹协调包括慈善捐赠在内的各项工作。应急处置情形下，医院或医务人员接受捐赠，应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进行。建议广大单位和爱心人士还是联系当地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通过慈善组织将捐赠财产顺利交与医院。六、直接向医院捐赠要签协议吗？要签协议。《公用事业捐赠法》第十二条规定，捐赠人可以与受赠人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卫生计生单位接受捐赠应当与捐赠人协商一致，自愿平等签订书面捐赠协议。捐赠协议由单位法定代表人或经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与捐赠人签订，并加盖受赠法人单位公章。卫生行政部门，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对医院接受捐赠行为提出特殊要求，是对医院受赠行为全程监督管理的需要。由此可见，签订书面捐赠协议，是捐赠的必经程序。同时，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卫生计生单位执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特殊任务期间接受捐赠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简化书面捐赠协议。七、捐赠财产可以收回吗？原则上不能。《慈善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慈善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按照募捐方案或者捐赠协议处理；募捐方案未规定或者捐赠协议未约定的，慈善组织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并向社会公开。《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受赠人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性质、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经征求捐赠人的意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捐赠财产交由与其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慈善捐赠，性质上属于赠与行为，也受民法调整。如果捐赠协议有特殊约定，因受赠人违约致使捐赠协议被依法撤销或解除的，捐赠人可以收回已交付的财产。八、捐赠财产的最终去向可以查询吗？可以。《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受赠人应当如实答复。如果是通过慈善组织捐赠的，慈善组织负有公开相关信息的法定义务。《慈善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公开向社会公众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其中包括接受捐赠情况、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慈善项目情况。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的法律风险提示 2020-02-06

银联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凤祥应邀为《中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 2016-09-07

近日，银联所主任李凤祥律师受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邀请，就《民法典合同编（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本次是根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立法规划而进行的，根据中共中央的立法规划，应于2020年完成民法典的编篡工作。目前，中国民法典正在紧锣密鼓的编篡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合同编草案》向全国律师协会征求修改意见。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就该草案中“运输合同”一章，要求湖南省律师协会民商法专业委员会提出修改意见。湖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民商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银联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凤祥律师，代表湖南省律协专业委员会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在整合专业委员会其他成员的修改意见后，一并报送全国律协民事专业委员会。附：李凤祥主任为民法典合同编草案——运输合同一章出具的修改意见。民法典合同编（送审稿）第二十一章运输合同第一节一般规定第四百一十四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建议：“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修改为“支付客运价款或者货运价款的合同。”理由：1、“票款”即购票款项，但有时候承运人并不向旅客售票，不形成“票款”，故用“客运价款”更为准确； 2、“运输费用”既可指客运，也可指货运，前面文字已经表述了客运费用，故将“运输费用”修改为“货运费用”更为准确。第四百一十八条 “票款”和“运输费用”均修改为“客运价款”和“货运价款”。理由同上。第二节客运合同第四百一十九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建议：“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修改为“承运人承诺运输、旅客乘上交通工具时成立。”理由：1、“客票”文义上可能产生歧义；2、目前运客工具形式多样，摩托或私家车等工具也加入运客行业，承运人经常不向旅客交付乘车票证，规定“交付客票时成立”难以涵盖各种形式的运输。第四百二十条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越级乘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交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建议：划线部分修改为：按照与承运人的约定乘运。旅客不按与承运人的约定乘运的，承运人有权收取约定的客运价款或加收超运里程的客运价款。旅客不交付客运价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理由：1、旅客不一定持票证才能乘运；2、旅客乘运不论是否有票或超程，只要符合与承运人的约定就是合法的；3、“票款”修改为与前面修改的表述一致。第四百二十一条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并不用承担运输义务。建议：“客票”修改为“乘运票证”，“乘坐”修改为“乘运”，“票款”修改为“客运价款”。理由：1、“客票”修改为“乘运票证”表述更为准确；2、“乘坐”修改为“乘运”，“票款”修改为“客运价款”与前面的表述一致。第四百二十二条旅客在运输中应当按照约定的限量携带行李。超过限量携带行李的，应当办理托运手续。建议：“应当办理托运手续”修改为“应当办理托运手续或按规定或约定支付超过限量行李的运输价款”。理由：1、超过限量的行李可以办理托运，如果不违反规定，也可以不办理托运而加付价款；2、加付的价款有规定的从规定，无规定从约定。第四百二十三条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有可能危及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旅客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将违禁物品卸下、销毁或者送交有关部门。旅客坚持携带或者夹带违禁物品的，承运人应当拒绝运输。建议：该条修改为：“旅客不得违反行政管理法规或涉嫌犯罪将违禁物品带上运输工具。旅客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应当拒绝运输或向有关机关报告。”理由：1、违禁物品越来越多，不必要罗列，采用概括方式更为简单明了；2、对违禁物品，承运人除了拒绝运输，还应有报告义务。第四百二十五条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建议：1、“客票”改为“客运票证”；2、“退票”改为“退票退款”。理由：保持前后表述一致，“退票退款”比“退票”更为准确全面。第四百二十六条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建议：1、“退票”改为“退票退款”；2、“票款”修改为“客运价款”；3、“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修改为“提高服务标准的，应当不加收客运价款或经旅客同意适当加收客运价款。理由：1、前后表述一致；2、提高服务标准，经旅客同意适当加收客运价款是应该允许的。第四百二十九条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旅客托运的行李损毁、灭失的，适用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建议：1、“在运输过程中”后加“，”分开；2、“旅客托运的行李损毁、灭失的，适用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修改为“旅客托运的行李毁损、灭失或迟延抵达，影响旅客使用的，适用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理由：1、“在运输过程中”后加“，”分开，更符合语法习惯；2、“托运行李”在日常运输中也常遇到“人到物不到”而影响旅客使用的情况，修改后更严谨。第三节货运合同第四百三十条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建议：1、“凭指示的收货人”修改为“收货专用凭证”2、第二款“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使用“；”，加上“造成托运人损失的，如果不可归责于承运人，托运人应当自行承担货物损失”。理由：1、“凭指示的收货人”表述不严谨，实际上还是收货人，有时候托运人可以让任何人凭“收货专用凭证”去领取货物；2、托运人自己的过错造成自己的损失，也应该表明怎么承担。第四百三十五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建议：修改为“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承运人不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自行提货或指定收货人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承运人应当妥善保管并可以向托运人收取保管费等费用。如果承运人已通知托运人表明无保管条件或者在合理时间内提货，托运人仍不作处理或提货，由此给托运人造成货物损失的，由托运人自行承担。”理由：1、承运人有时知道收货人，有时也可能货物到达时仍不知收货人，故应表明两种情况怎样处理；2、货物到达后，托运人不及时收货，承运人可以收取保管费，但也可能存在无保管条件或通知托运人后仍不提货而造成货物损失的情况，修改后才感觉全面而便于操作。第四百三十六条收货人提货时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检验货物。对检验货物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编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检验货物。收货人在约定的期限或者合理的期限内对货物的数量、毁损等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的初步证据。建议：“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的初步证据”修改为“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货物，托运人提出确切证据证明承运人交付货物不符合约定的除外。”理由：1、合理期限托运人未提出异议，一般应视为按约定交付，而不是“视为……初步证据”；2、虽已过合理异议期限，但有确切证据证明承运人的责任，应该仍可以追究承运人的责任，除非超过诉讼时效。第四节多式联运合同第四百四十六条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建议：该条最后加上“如果托运人与多式联运单据的受让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理由：合同应当贯彻合同自由原则，故托运人与多式联运单据的受让人有约定的，应从其约定。第四百四十七条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建议：“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后的“。”改为“，”再加上“并由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该区段承运人按约定承担责任，如无约定，则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修改后既尊重了合同约定，又明确了无约定情形的处理方式，更具有可操作性。

中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 2016-04-20

为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加强与各国在南海的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中国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确立了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理，于1947年审核修订了南海诸岛地理名称，编写了《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和绘制了标绘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并于1948年2月正式公布，昭告世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坚定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等系列法律文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三、基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长期历史实践及历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根据中国国内法以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二）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　　（三）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四）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中国上述立场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四、中国一向坚决反对一些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及在中国相关管辖海域的侵权行为。中国愿继续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中国愿同有关直接当事国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包括在相关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五、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愿与其他沿岸国和国际社会合作，维护南海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６专家论证为何南海仲裁是“一张废纸” 　　来源：中国长安网　　据新华社报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１２日作出非法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对此，中方多次声明，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中国长安网于2016年7月7日召开“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违法性问题研究”研讨会。会上六位专家学者就南海仲裁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进行了探讨。以下是六位学者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副教授赵英军：　　从法律角度来证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违法性　　一、仲裁庭管辖权及可受理性问题　　在仲裁案中，菲律宾方面掩盖问题的实质，通过包装诉讼请求，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行为，仲裁庭也无视仲裁案的实质问题而做出管辖权和受理可能性问题裁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仲裁庭在判断管辖权及受理可能性问题时，忽视或曲解了一般国际法上“法律争端”的概念。　　国际法上对于是否存在“争端”的判断问题，是以国家间公开地提出相互对立或抵触的主张为条件；即，提出争议的主体；对于什么事项存在对立的主张，且这种主张或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裁决中也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仲裁庭认为一方当事人的法律或事实主张与另一方的相反即可构成争端。正如仲裁庭所说:必须证明，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与另一方的相反才可以。在确定是否符合标准时，仲裁庭回顾了争端在国际法语境下的含义，争端是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分歧，是双方在法律观点或利益方面的冲突。同时，仲裁庭也认为，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分歧是由客观事实决定。　　然而，仲裁庭在判断“争端”是否存在时却背离了上述一般国际法原则，完全忽视了“争端”的客观性要素。　　以菲律宾第三项主张判断为例，菲律宾诉求：黄岩岛不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权利。菲律宾以“中菲外交部第十次和第十八次磋商及其他外交通信”为据，主张中菲间存在涉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解释有关的黄岩岛法律地位的争端。　　对于中菲双方上述与黄岩岛有关的主张与行为，仲裁庭认为，应将是否存在海洋区域权利的争端区别于双方权利重叠的区域的边界划分的争端。仲裁庭的这种观点，在本案中的事实判断中导致割裂了国家提出主张以及行为的客观性，无法反映出当时方的实质主张；仲裁庭因此无视中菲双方关于“中菲外交部第十次和第十八次磋商及其他外交通信”中的主张的实质，导致其对于“争端”存在与否的判断产生偏差。只要严格依据上述一般国际法上“争端”构成条件，可以看出菲律宾请求多数属于不可受理的事项范围。　　正是由于仲裁庭忽视“争端”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性要素，仲裁庭才会在裁决中认为自己“既不了解菲律宾所寻求的任何其他东西，也看不到这些意见将会成功地对菲律宾的主权主张产生影响，菲律宾将问题缩小为两国间的争端，以这一完全合理的目标提起仲裁也被仲裁庭所接受”。在此情形下仲裁庭确认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及可受理性，不仅缺乏合法性、违背公约的目的与宗旨，也损害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本身。　　二、所谓“诉求不明确且范围不确定”的“争端” 　　与前述国际法上“争端”的客观性要素相关，客观性要素还存在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仲裁庭具有管辖权的“争端”必须是提起诉讼时已经客观存在的，且“争端”不能是需要通过诉讼过程中双方的辩论而形成的所谓“争端”。这一点已经在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在常设国际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予以明确。　　但是，菲律宾第15项请求为：“中国应停止进一步的非法主张和活动。”裁决认为：“这些主张和活动尽管可能与菲方意见书相关，但是自从菲方提交仲裁以来就一直不够明确。因此，本庭目前尚不能确定双方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与解释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本庭的管辖权范围的确定上是否存在争端。因此，本庭指令菲律宾对其意见书第15项诉求澄清内容和确定其范围。仲裁庭保留与菲方意见书第15项诉求有关的管辖权问题的决定，以便综合考虑菲方诉求的实体问题。” 　　从第15项诉求的表述上看，菲律宾试图将提起仲裁时尚未形成的问题，通过将来仲裁过程的辩论形成所谓“争端”。虽然菲律宾是希望将更多的问题牵涉进来，通过仲裁向中国施加压力，但这是不符合一般国际法上对于“争端必须是提起诉讼已经客观存在”的原则。仲裁庭面对菲律宾所提出的这种所谓“争端”的诉求，没有裁决不可受理，而是试图在实体问题审理阶段来明确关于所谓中国的“进一步”非法主张和活动的“争端”的内容和范围，这已经严重背离了上述原则。　　而且，从仲裁庭对第15项请求裁决可以看出，这个仲裁庭在管辖权与受理可能性的判断上试图超越公约所赋予权限的范围，仲裁庭的裁决具有很明显的倾向性。　　综上所述，由于仲裁庭在“争端”存在与否的判断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一般国际法上“争端”概念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性要素，致使其管辖权以及受理可能性裁决产生了错误。裁决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损害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本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赵建文：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严重破坏国际法治　　菲律宾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和附件七的规定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实际上是一场打着国际法治旗号破坏国际法治的政治和法律闹剧。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违背《联合国宪章》有关主权平等和争端解决的规定　　《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第1条第1款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应当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原则解决国际争端。《宪章》第2条第3款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菲律宾提起仲裁的目的是掩盖其侵占中国岛礁和海域的非法行为，是非正义的。美国为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其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优势，明里暗里支持菲律宾推进南海仲裁案，甚至动用航母舰队炫耀武力，危害了南海区域的和平、安全及正义。2015年7月6日，王毅外长应约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时表示，“仲裁庭的这场闹剧该收场了”。　　《宪章》第2条把主权平等规定为联合国的首要原则。《宪章》第33条关于国际争端应以各该国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求得解决的规定，体现了主权平等原则，反映了有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在中菲之间存在以谈判方法解决南海争端的有效协议的情况下，菲律宾无权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程序。在1995年8月10日中菲联合声明第3点关于“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的共识中，“最终”一词就表明中菲双方不是把谈判作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一种备选方法，而是作为唯一的排他的方法对待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是背信弃义行为，是严重违背主权平等原则和《宪章》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定的行为。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违背《公约》关于适用强制仲裁的规定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1条，强制仲裁必须在《公约》第十五部分的“限制”下进行。菲律宾的行为根本不符合这些限制条件。　　领土主权争端不适用《公约》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公约》第十五部分第298条第1款规定，“任何争端如果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无须提交相关程序。菲律宾15项仲裁诉求都直接或间接地属于或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例如，菲律宾要求仲裁庭裁决“九段线”与《公约》相违背。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九段线”，本质上是领土主权争端。况且，中国是二战结束后公布的“九段线”，《公约》是1994年生效的。《公约》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能把《公约》作为裁判“九段线”合法与否的法律依据。　　菲律宾大部分诉求是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海洋划界争端。例如，菲律宾请求仲裁庭裁决中国有效行使主权的美济礁、渚碧礁、南薰礁、仁爱礁和西门礁（包括东门礁）全都是低潮高地，不产生领海。这将使中国丧失大片的海域，本质上就是海洋划界。中国根据《公约》第十五部分第298条的明文规定，于2006年8月25日提交了排除海洋划界争端适用强制仲裁程序的声明。提交此类声明的国家有30多个。在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不是《公约》当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都作了这样的声明。　　根据《公约》第十五部分第283条，在提起强制仲裁之前，争端当事方应迅速就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菲律宾的15项诉求实际上是15项争端。中菲两国从未就菲律宾所称的《公约》解释和适用的这15项争端的解决方法交换意见。在没有履行交换意见的法律义务的情况下，菲律宾提起强制仲裁的行为是无效的。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违背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规则　　《公约》附件七第9条规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更要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仲裁庭没有遵循该条规定，也没有遵循其应当遵循的国际法的其他原则规则。　　菲律宾的15项诉求直接间接属于或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中菲之间存在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有效协议，菲律宾没有履行与中国交换意见的义务。因此，菲律宾无权就其声称的15项诉求提起强制仲裁。菲律宾为绕开《公约》对强制仲裁作出的限制，对其诉求进行了精心包装，以《公约》解释和适用为由单方面非法地提起强制仲裁。这种滥用《公约》规定的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是不产生组建仲裁庭和使仲裁庭获得管辖权的法律效果的。遗憾的是，菲律宾单方任命了1名仲裁员，由日本籍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任命了其余4名仲裁员。在缺乏组建的合法依据、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2015年10月29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认定其对菲律宾的15项诉求中的7项有管辖权，其余诉求的管辖权问题将与实体问题一并审理。这样的裁决很像受聘于菲律宾的专家为了菲律宾的利益而撰写的关于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无论是仲裁庭已经作出的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最高法发布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司法解释 2016-04-08

中央深改组通过《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等文件 2016-03-23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3月2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胜利，很关键的一条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围绕形成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直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对准瓶颈和短板，精准对焦、协同发力，努力在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发展平衡、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上取得新突破。